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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选登】我的求学路
2019-05-29

王効民

我出生于1946年,比共和国大三岁。那一年,阎锡山的军队收缩到太原、晋中,离开沁县,就再没有回来过。换句话说,我生在解放后的沁县。

我在农村长到6岁。1952年,我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到了北京。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农村娃,开始了在首都的生活。在北京上小学,念到三年级,已经是一口标准的“京腔”,也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吧。

1957年春天,我父亲调动工作到了吉林省长春市。我又随着到了东北。

由于离家比较近,我上了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所小学在长春市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了。

学校不错,自己也还用心、努力、争气,1960年我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吉林师大附中。这所中学,今天已经改名叫东北师大附中。东北师大附中,当时就是长春市甚至是全吉林省最好的中学,今天在全国著名的中学中也是榜上有名、排得上号的。

那时候的大多数孩子,由于家长每天忙工作顾不上子女,也就根本不知道家长还可以辅导自己学习,更没有上辅导班、补习班那一说。拿我来说,上完老师的课,就是自己看书、做作业,学习成绩与家长完全没有关系。

我在东北师大附中六年,基本上规规矩矩地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

可以说,东北师大附中六年的学习生活,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既树立了认真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生活目标;也培养和形成了独立思考,探索自然、社会种种复杂现象的前因后果、内部联系的习惯。如果说,我今天还能有点成绩,都离不开我在东北师大附中六年打下的基础、接受的训练。

人生有很多时候,是不由自己做主的。

1966年春天,我和同学们一样,高考志愿都报完了,就等着高考了。但是,延续十年的动乱不期而至。有一天,广播传来北京的消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力进行文化大革命,今年的高考废止。大学自然也就不招生了。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夺权,再到自上而下成立革命委员会,遥遥无期,望不到尽头。因而,我们这届毕业生滞留学校两年有余。

1968年10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六届中学生(66、67、68 届高中生和初中生)一锅端,除了少数人参军、进工厂之外,都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仔细考察一下,现任国家领导人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属于这批插队落户的中学生。如: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梁家河、李克强总理到安徽农村。

我随着东北师大附中的多数同学,来到了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在松花江边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我,春天下过稻田,夏天在大豆地里锄过草、收过麦子,秋天打过场、放过生产队的牛,冬天跟着农民去卖过公粮。这一年半,我见识了东北农民的吃和穿,也对农民的精神世界——所思所想、所愿所望有了些许粗浅的了解。

1970年5月,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父母回家养老。我随父母回到了老家——山西省沁县。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6岁就离开了这里,因此对其唯一的感觉就是陌生和疏远。

也算是沾父母的光,走了后门吧。在沁县,我只待了半月余,就进了长治钢铁厂炼钢车间,算是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炼钢,是一项技术活,但也是重体力劳动。在工作中,尽管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但我总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每一项工作,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此外,由于在中学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因此工作之余经常逛长治市的新华书店,购买阅读了不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也时不时把自己珍藏的中学教科书翻出来看看。

从1966到1970年,中国大学四年没有招生。1970年开始通过组织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大学招生重新采取了考试的办法。我参加了长治市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因为中学基础不错,又没有太荒废。因此,据招生办的人说,我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肯定能录取。

令人意外的是,辽宁省的考生张铁生在考试过程中交了白卷,还在卷子背后写了一段话痛批“恢复考试制度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因此,在“四人帮”的支持和主导下,这次全国性的考试成绩宣布作废。最终,不知道是什么人顶替我进了大学,而我失去了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一次宝贵机遇。

1976年10月,随着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联手抓捕“四人帮”,十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熬出了头,宣告结束。中国的社会生活又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全国统考,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在山西的录取名额极少,而且我已经31岁了。据说,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后生被录取,我无缘于北京大学。

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我,实在是心有不甘。1978年,我直接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笔试,我的成绩不错,收到通知参加北京大学的复试。7月的夏天,北京极热。我们几个参加复试的学生,白天看书,晚上就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铺张凉席睡觉。复试的结果出来了。由于没有本科学历,与那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老北大本科生的同学们一起复试,我完全没有优势,落榜了。但是,我仍然不死心,又报名参加了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考试。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的时间紧迫,因此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举行复试。真是老天爷助我,凭着笔试的优秀成绩,我幸运地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进校以后,据老人大的同学私下告诉我,人大哲学系的导师们曾经委婉地批评那些考试分数不够的老人大毕业生们:“你们怎么连一个中学生也考不过?”

1979年10月,我带着工资离开工作了10年的长治钢铁厂,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回顾个人的经历,自1966年高中毕业,13年之后我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是多么的幸运哪!那一年,我33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导师组的成员包括:萧前、李秀林、张懋泽、乐燕平、汪永祥。这五位导师,说起来,个顶个都是国内顶尖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这五位导师,都是建国前和建国初的进步青年。他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命运,每个人都经历了说不尽的磨难。通过和这些正直、优秀的学者——导师们的交往,耳濡目染,我学到了说真话、不说虚言、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殚精竭虑地认真思考和研究学问的优秀品质。这成为我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科研的具体而又生动的榜样。

如果说,东北师大附中六年的中学生活培养了我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习知识和思考问题的习惯;那么,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则使我具备了成为大学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名战士的最初资格。试想,如果不是幸运地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那我应该早就是长治钢铁厂数万名下岗职工中的一员了,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大学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1982年7月,我结束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活。那一年,我36岁,已经是二个子女的父亲了。为了避免更长期的两地分居,我回了山西,被分配到当时的山西财经学院——今天的山西财经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自此没有离开过山西财经大学的工作岗位,一直到2007年1月初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我的身体尚佳。2007年初,我受聘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一直到2016年春节前,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工作了九年。

今年是共和国70周年,我已经73岁了。但是,我仍然努力不断补充新知识,研究新问题,写作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仅2018年,我拿着个人的学术论文受邀参加了在北京科技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在南充华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原理年会,在南宁广西大学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年会,还参加了在山西大学召开的山西省哲学年会、在临汾山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并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

在未来的有生之年,只要身体允许,我仍然将继续努力学习、思考、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尽绵薄之力。

回顾一生:我的求学之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紧密相关。我的成长离不开共和国的发展,共和国的曲折也就是我的弯路,而我微小的成绩则与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难解难分。

(离退休第二党支部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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